法治征文--《浅析《老子》中的法治思想》

浅析《老子》中的法治思想

【摘要】道家思想一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本文从“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礼、法的批判”三个方面阐述《老子》一书中的法治思想，并探讨这些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老子；法治思想；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意义

一、“道法自然”的法治思想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普遍而无私，并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与礼、法相比，“道”是最高的原则。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统治者只有“惟道是从”，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

《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可见，在老子看来，“天之道”是最公平合理，大公无私的，而“人之道”则容易有偏私，难以达到公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无所偏爱，平等地看待万物，任凭万物自然生长，也就是说，众物平等、人人平等，也是“道法自然”的内在要求。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最高的主宰者，但是道本身又是服从自然的。所谓“自然”不是和道一样的实体，而指的是不假人为，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道就是自然之道，或者说道就是自然，自然就体现为道。推而广之，不仅仅道要符合自然，顺应自然，人类社会和世界的一切都要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那么，在政治上，做到“道法自然”，就可以天下大治。

“法治”一词源于西方，在西方具有它生存的土壤和存在的根基，所以法治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根基并不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历来就是倾向于人治的国家，儒家的等级观念和森严的礼教本身就与西方法治要求的自由、平等相对立。在没有与之配套的文化土壤的情况下，生生地想让无根的西方“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是不太现实的。而“道法自然”的思想中关于公平、平等的朴素的自然法观点，也许正是适合中国法治生存的土壤。将“道法自然”的思想进行改良和发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与我国文化背景和现实情况相匹配的法律，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而“自然”的天道是“无为”的，将这种天道应用于政治法律领域，便产生了“无为而治”的理念。

(一)“道恒无为”

《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不加以人为，只有遵循“无为之道”，除去一切违反自然淳朴的因素，排除一切人为的影响，让事物自由发展而不横加干涉，才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无为而治”的原则是《老子》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也是最根本的法律原则。《老子》主张，治理国家要像烹小鱼，不要过多地翻动它，要求政治要宽宏，反对严苛。

（二）“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认为统治者须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他要求统治者在立法、定制时必须“去甚、去奢、去泰”。最理想的法制就是不去宰割人民，即所谓“大制不割”。如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认为，“天之道”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损有余而补不足”。统治者如果自恃刚强，横征暴敛，地位就会转化，落得“强梁者不得其死”的下场。所以他主张谦下不争，“不敢为天下先”，“知其雄，守其雌”。他认为最好的品格要像水一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认为，想治理人们，必须出言谦下；想领导人们，必须将自己放在人们之后。所以得道者在上面，人们才会不感到负担沉重，处于领导地位，人们并不以此为患。

《老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该采取自然的方式，不需要过分干预，自然而然地达到目标。他认为“无为而治”可以减少政府对人民的控制，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从今日的角度来看，《老子》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多现实上的启示。例如，在当今社会，政府应该减少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人们应该尊重和信任自由市场和企业的力量，从中获得比政府更多的效益。政府应该放手，让自然力量发挥作用，与人们合作，进行更好的治理。

三、《老子》对礼、法等社会规范的批判  

《老子》崇尚自然，推崇自然法，与此相对应，《老子》对于礼、法等社会规范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从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出发，《老子》对社会规范持否定态度，认为社会规范本身就是社会堕落的象征，各种社会规范扰乱人的本性，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所以，他们对儒家的德和礼以及法家的法，统统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认为只有去掉这些规范，人性才能复归于淳朴和美好，天下才能真正治理好。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失道而后德，失德而仁，失仁而后礼。”《老子》认为，作为儒家“礼治”的仁、义、忠、孝等原则，是失去了“道”之后，社会家族不和、尔虞我诈、秩序混乱等病态的反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还认为，礼、德之类，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礼以及仁义忠孝，应该被否定。

对于法家的“法治”，在老子看来，也是与自然相违背的人为之道，是欲治反乱的倒行逆施。“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认为，法律禁令越是繁多严密，人民就越贫穷，盗贼也越来越多，立法的繁苛，直接导致百姓生活困顿。而且这些法律都是按照“人之道”所制定而成，不符合“天之道”，所以制定法律禁令，是徒劳无功、贻害无穷的。

 《老子》中提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和“希言自然”，是从一正一反两方面说明繁苛的政令会加速败亡，而少施加政令，即“希言”，是合乎自然的。老子所处时代的法律禁令更多的是对人民的禁锢，是对义务的限制，而很少有对于权利的规定，这样的法条越多，弊端就越大，只有宽疏才会减轻人民沉重的义务枷锁，民众应有的自然权利才不会受到更多的侵害。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法条的增多意味着禁忌的增多，苛密的法条在禁锢民众权利的同时，反而会使人们因为难以遵守而想方设法规避。“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令宽厚，人民就淳朴；政令严苛，人民就狡黠。反而如河上公解释的“其政教宽大，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也”，即法令宽疏，仿佛闷昧不明，民众反而能够过上自然淳朴的日子，也能自然淳朴地守法。  

《老子》对当时的礼、法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是比较深刻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反对过重地剥削和压迫人民，要求清净无为等主张，在战国中后期曾与法家的某些观点相结合形成了黄老学派，并在汉朝和唐朝初期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老子》对礼、法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老子》对礼、法的不信赖和批判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阶段，各国新兴的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要制定许多新的社会规范，难免出现冗杂而混乱的现象。且老子时期的礼、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社会规范，法律禁令更多的来说是一种刑罚诛戮，这与当今意义的法律在范围上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说《老子》中的反对礼、法的思想，更多地是反对统治者用冗杂的社会规范来制裁人民，这一点，对如今的社会治理、立法等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所以在我国当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立法的宽简，制定出简明扼要，疏而不漏的法律，同时也要注意立法中义务和权利规定的对等性，使法律为更好地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而服务。  

四、总结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都是以照搬西方模式为主，使得“法治”成为在培养皿中生存的“无根之花”，全然不接中国的地气，而“道法自然”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适合法治生存的土壤，将“道法自然”思想很好地传承和发展，可以夯实中国法治建设的根基。同时，《老子》中的“无为而治”思想以及对当时的礼、法等社会规范的批判背后蕴含的立法宽简等思想，对于如今的法治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