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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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 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姜春云同志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

    这次来浙江，主要就《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贯彻实施，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做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些调查研究。几天来，在习近平、李泽民、吕祖善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我们先后考察了杭州萧山区传化大地现代农业园、汇丽制衣公司、杭州东方通信工业园区、杭州四堡污水处理厂、天子岭垃圾填埋发电工程、嘉兴海宁太阳能工程、袁花镇东风村沼气工程、污水处理厂、台州天台县天皇野生植物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滕头村生态农业，杭州、宁波城市生态建设，以及一些自然生态文化景点，走访了基层单位和农户，在海宁召开了座谈会。期间，还听取了江苏省环保工作情况汇报。刚才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同志又汇报了全面工作情况。这次调研，所见所闻，使我们深受启发，令人振奋。浙江不但经济快速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环境和生态建设也卓有成效，名列前茅。特别是，你们在把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做法，非常可贵。
    浙江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78年到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比全国9.3％的水平高3.8个百分点，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48亿元，外贸出口总额230亿美元，都居全国第四位；财政收入856亿元，居全国第五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0465元和4582元，均居全国第三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历届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都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李泽民同志、张德江同志亲自抓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近几年，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专题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就按照十六大精神和浙江的实际，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目标要求，强调：不重视环境保护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不称职的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这是高明之举，很有远见。
    从全国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央连续7年在“两会”期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交流经验，提出要求，做出部署。江泽民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每次会议都作重要讲话。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工程措施。国家还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债投资的重点领域，有效带动了社会投资。1998～2002年，全国环保和生态建设总投入5800亿元，占同期GDP的1.29％。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基本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的势头，浙江等一些省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下面，我根据浙江的经验和做法，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就如何把握和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讲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化、荒漠化，城市、工业区的污水、垃圾、有害气体和农业化肥、农药、助长剂的过量使用，造成的自然生态恶化和人居环境污染，不但给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同时影响、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害和心腹之患。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已成为保障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一项意义重大深远的政治任务。对我们各级领导来说，关注和解决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不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紧可松的事情，而是必须高度重视，列入重要日程，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实行正确决策，精心组织，真抓实干，务必抓好的大事。也就是说，要把环保和生态治理放到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相适应的位置，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同步发展。这是搞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所在。浙江和其他环保和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的地方，都是这么做的。
    多年来，浙江各级党政领导抓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决心大，路子对，措施得力，效果显著。有几点是很突出的。比如，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淘汰、关闭技术落后、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和产品。仅小水泥就拆掉了230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1000万吨。关闭了119家生产化学草浆企业，形成了1个大型造纸厂，纸产量增加了6.58倍，主要污染物减少了74.6％。同时，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少污染的产业和产品。严格禁止破坏生态、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上马，从源头上把好关。在工业产值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积极开展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杭州、宁波、绍兴通过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省里先后出台了7部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法规，率先实行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强化了生态环境执法。积极推进生态示范区、生态市、生态县、生态村镇建设。重视退耕还林，大搞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达到59.4％。实施“碧水、蓝天、绿色”工程。2001年与1997年相比，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5.5％，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下降了10％以上，基本控制住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势头，初步实现了环保与发展“双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年来各级领导的生态环境意识明显提高，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环保和生态问题都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自觉做到环保与发展同步。有些地方、有些同志至今还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以致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经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但经济难以发展，即使发展了，也难以为继，后果不堪设想。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回溯历史，两三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黄河文明。后来历经战乱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等人为造成的破坏，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严重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批示中就深刻阐明了这一规律。从世界范围来看，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都曾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因生态恶化而衰败。
    还有一些同志深受“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再治理污染、恢复生态也不迟，现在财力差，顾不上。实践证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容易，而要治理和恢复则极其困难，等到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再来治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治理河流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恢复湖泊生态需要的时间更长。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用了上百年，集中治理也用了几十年。淮河流域由于盲目发展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等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到1997年关闭前形成的产值大约30亿元，可是治理污染需要花150亿元到200亿元，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近几年，我国许多农产品出口一再受阻，损失很大，这与环境污染造成农副产品质量下降直接有关。事实告诉我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安吉市委书记钱坤方告诉我们，该县竹子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为脱贫致富，发展小造纸，经济没上去，环境却严重污染，90年代中期，确立了“生态立市”战略，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加快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好转，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1997年到2002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69倍，旅游收入年均增长76％，GDP年均增长12％，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2％。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概括起来，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要同步发展。我们必须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下大力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否则，即使经济上去了，但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像有些人说的，喝的是“毒水”、吸的是“毒气”、吃的是“毒品”，老百姓也决不会答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人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如果说，以前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忽视生态环境，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再不重视生态环境，以致危及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命质量，那将是不可饶恕的。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各级党政一定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摆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宁肯少上几个建设项目，放慢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也要集中必要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把生态和环境保护搞好，让人民群众喝上纯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切实保障。这也是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生态环境是资源，是资产，是潜在的发展优势和效益，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一个大产业进行经营、开发。
    生态和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保护环境、进行生态建设并不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纯公益性事业，也不是政府和社会的包袱，而是潜在的巨大资产、资源和效益。实践证明，哪里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合理开发和经营，那里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环保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技术改造，实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能够有效地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例如，调整能源结构，利用再生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可以形成环保产业。海宁市90％的城市家庭和30％的农村家庭使用太阳能，带动了一个年产值4亿元的太阳能热水器产业。推行资源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既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又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是环保延伸的产业。杭州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四堡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效益就很说明问题。该场的垃圾填埋系统日平均处理2450吨，同时利用沼气发电，到2002年12月底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6000万千瓦／时，成功的实现了填埋产生的沼气的资源转化利用。四堡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60万吨，污泥产生的沼气发电，年创产值270万元。可见污染治理实行市场化经营，能够形成巨大的环保产业。2000年，全球环境贸易额高达6000亿美元。我国环保产业年收入也已达到1670亿元。据预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环保产业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发展潜力巨大。 治理环境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大的产业链。杭州运河段原来污染严重，通过环境整治，水质变清后，沿岸的土地和房产价格两年来翻了一番，产生的经济效益达50亿元以上。宁波钢铁厂既是亏损企业，也是城区的重点污染源，搬迁后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地价也由每亩60万元上升到250万元。江苏的五里湖，污染严重，恢复水质需要26亿元，成为政府沉重的包袱。近期政府将治理污水和开发周围的房地产统一经营，治理后可收回50～60亿元，从而调动了企业竞相投资和银行信贷治理的积极性，“包袱”变成了“摇钱树”。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能够形成新的产业。从国际上看，绿色消费成为时尚，“绿色壁垒”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国内看，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食品安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绿色食品、生态旅游迅速发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绿色产业的需求都很大。磐安坚持“生态脱贫、生态富县”，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和周边城市“休闲度假基地”，发展无污染清洁化生态工业，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分别比恢复县制时的1983年增长了32倍、53倍、28倍。同时，境内河流和空气质量均达到一级标准，为生态经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这次看的袁花镇东风村，通过“生态家园富民计划”项目的实施，做到“庭院经济高效化、家居清洁温暖化、农业生产无害化”的目标，沼气用于农户烧饭、取暖，沼肥用于农田，沼液经集中净化处理达标排放，实现了生态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些事实说明，生态环境是资源，也是生产力。各级各行各业都应当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破除旧的思维理念，把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源、资产、资本来经营，作为大产业来开发，有条件的地区甚至可以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发展。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创造新机制，注入新活力，切实加快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步伐。
    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同样需要比现在更多的投入。政府投入主要起引导作用，而完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包括吸引外资则是投入的大头。“十五”期间，全国污染防治的投资需求就达7000亿元，其中，浙江为660亿元。这么大的投资，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包下来，包不了，必须创新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生态环保投入机制。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各级财政应当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预算科目，加大投入力度。目前，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缺乏，政府应当予以重点支持。工业污染防治要继续坚持“谁污染谁付费”，政府通过贴息等形式给予必要的扶持。1998年以来，浙江省财政拿出1.3亿元用于环保贴息，带动了140亿元的治理投资，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近年来，国债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浙江抓住机遇，以国债资金推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5年来，利用国债资金22.9亿元，建设了30个城市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800亿元，年均递增43.3％，解决了多年想解决但没有能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县城以上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4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要大力推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运作方式。利用市场机制，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更多地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把生产企业的分散治理变为专业化治污企业的集中治理，建立多元化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体系。浙江环境治理市场化运作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一是政府投资，企业化运营。绍兴污水处理工程，由政府和企业出资，治污公司负责运营，向企业征收污水处理费，效果良好。二是政府资助，民间投资。宁波枫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利用项目，就是1／3政府投资，2／3依靠社会资本投入、项目公司负责运行的。三是政府引导，民间投资。如嘉兴洪合污水处理厂由政府组织招商，民营企业投资建设，政府制定收费政策保障回报。四是联合治污，企业化管理。萧山东片污水处理厂由印染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企业分摊处理费用。五是污染设施市场化运营。平湖市绿色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以承包的方式负责企业污水处理和运营治污设施。六是按市场化模式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如绍兴市环城河整治总投资12亿元，其中公众捐资两亿元。通过治理，增加商品用地500多亩，地价由原来的每亩30～50万元增加到150～200万元，城市商品房价格普遍上扬了近10个百分点，开发建设费用基本做到了自给平衡，政府基本上没花钱。市场化的运作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加快了治理进度，减少了投资成本，提高了治理效果，促进了环保大产业的发展。
    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投入。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其导向作用，在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实施上做好文章。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在运行费用。要积极研究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费的征收问题，确保其运营维持在“保本微利”的水平上。经济发达地区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支持设施建设和运行。在污染集中治理设施建设用地审批、电费、资金筹集等方面，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扶持。江苏省苏南地区对每吨自来水加收1.15元的污水处理费，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厂的运营，从而使建设和经营污水处理厂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企业和银行都有了积极性，资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要集中部分条块资金办大事。浙江省一些地方在生态示范区建设中，对区域内的污染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造林绿化、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统一规划，综合整治，治理一片，见效一片，充分发挥了各项资金的综合效益。丽水市经济并不发达，为建设生态示范区，仅2002年市政府就集中各方面的资金22.85亿元，形成了一批精品生态工程，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四、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典型示范，全面推进。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战略任务。要大获全胜，就要像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有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制定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要有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切合实际的目标，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部门职责和监督检查制度。现在，有些地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往往不注重统一规划，不按规划办事，违背环境、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做了不少蠢事，滥建设施，滥上项目，既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实践证明，不论城市、农村的建设都必须重视搞好总体规划，做到合理布局，不能乱来。规划制定之后，要分步实施，并严格执行。这是确保经济、社会生态环保同步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规划要包括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以利于从源头上把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关口。浙江提出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核心，就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决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的项目，有效控制了新污染源的产生。江苏省苏州市新加坡工业园区6年来之所以环境质量良好，就是因为严格执行环境规划，禁止污染企业进园。
    规划要强调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产生量和资源、生态损耗量。对于造纸、水泥、医药、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浙江重视淘汰作坊式的传统工艺，通过鼓励和支持这些行业改进技术，推行清洁生产，改变工艺技术水平落后的状况，提高管理水平，大幅度降低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变传统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在降低污染的同时提高农产品质量，这对于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典型示范带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城市、农村、企业、学校和社区、家庭，都应当注重典型示范。浙江通过抓“绿色企业”、“绿色社区”、“绿色饭店”、“绿色医院”、“绿色学校”、“绿色城市和乡村”等创建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收到了良好效果。我们参观的滕头村，就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突出典范，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全球500佳”之一，代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方向。
    加强协调和统一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宏观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特点，必须加强组织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浙江省委确定一位副书记联系环保工作，杭州、宁波和创建生态示范区的县市都成立了领导小组，由“一把手”亲自挂帅，组织各个部门力量，形成保护环境的合力。江苏省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由主管省长统一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这都是成功的做法。

五、狠抓科技进步，提高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总体水平。
    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难度非常大的事业，更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既包括治理技术，又包括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要通过汲取世界生态环保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技术，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路子。
    要重视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目前国际上环境治理的成熟技术很多，但成本往往比较高，有些技术也不适合在我国运用。我们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更要重视我国适用技术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如成熟的沼气、太阳能、垃圾发电和污水处理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既经济，又有效，应当积极推行。
    要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估价环境形势、确定工作目标，制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都要注重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管理，要实行由单要素管理向系统管理转变；污染防治管理，要实行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大力推行污染监测自动化，生态监测遥感化，环境管理信息化，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要广泛普及生态环境科技知识，强化科技培训，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六、坚持依法治理、依法管理，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首先要有法可依。近年来，我国环境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法律制度。全国人大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节约能源法、防沙治沙法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国务院颁布了30多件环保法规，部门规章达70多件。修改后的《刑法》也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环境监管失职罪”。地方人大、政府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起到了引导、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了较好的法制环境。要抓紧填补立法空白，制定有关放射性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核安全管理、生态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要制定已有法律的配套条例和实施细则。要加快地方立法，制定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管用的法规和规章。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强执法和监督工作，把执法和监督放在优先突出的位置，下大力抓好。要切实抓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今年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是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法律武器，要重点做好这两部法律的宣传、实施工作。
各级人大要在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在检查监督有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实施的工作中，要敢于碰硬，敢于揭露问题，敢于督促解决问题，大胆地行使监督职权；要真正做到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要严格依法监督，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热点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限期解决；要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近年来，地方人大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如有些地方实行执法奖惩制度，即人大每年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评议，执行得好的予以表扬，执行得不好的予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部门负责人的责任。有些地方人大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不定期就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到人大作述职报告，由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评议。这对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生态环境保护是统一的整体，必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要在政府的领导下，做好监督和协调工作。浙江的经验表明，加强统一监管是维护环境统一性、提高保护效果的重要途径。政府部门要严格执法，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环境犯罪行为。要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让社会各界、经济实体和千家万户都知法、守法、依法办事。
    同志们，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只是良好的开端，不可估计过高。总的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欠账过多，决不是短时间能够偿还得了的，保护和治理整个生态环境任重而道远。拿浙江来说，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人口稠密，企业密集，资源较少，经济高速增长，致使生态环境的负荷不断加重，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我们各级党政机关一定要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真正把环保和生态建设摆上应有的位置，紧紧抓在手上，一年接一年、一届接一届，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我相信，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华大地天蓝、水清、地绿，山川秀美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